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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西京佛寺『华严金碑』的文化研究
2016-12-01 08:56:33   作者:王建舜 山西大同大学    点击:5149

摘要:辽金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和庋藏有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而具有了皇家祖庙和国家图书馆的性质。其薄伽教藏殿的金代石碑,信息存储丰富而珍贵。记载了大唐咸通年间集成的《经源录》以及至辽时典藏《太保太师入藏录》,目录详备。尤其是金灭辽,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和金重建后,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以及寺僧们“补以新经”、“圆兹教典”的艰辛过程,皆有详记。

关键词: 华严金碑; 佛教典藏; 文化价值 

辽金两朝在行政区划上,皆有“五京”之规制。契丹辽之“五京”为:上京临潢府、东京辽阳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女真金灭辽,仍承袭契丹辽“五京”之制,但名称和地望多有变动。以金之都城会宁府为上京,改辽上京为金之北京, 改辽南京为金之中京,新以开封府为金之南京,大同府仍为西京, 称西京路大同府。自辽迄金,“五京”之地所变化者多,唯“西京”起始而终,直至蒙元忽必烈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方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大同称西京凡 245 年。于此可见辽金“西京”之重要和称名之久。

大同于辽“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为西京”,当政者皆“非亲王不得主之”。金灭辽,“金因之”,大同仍为“西京”,仍为边防之重镇,仍为文化繁荣、人才荟萃之地。西京大华严寺和大普恩寺即为二朝之文化大举之作。

现今此两处大佛寺内,皆有辽金时所塑造之泥像与艺术建构,但两寺所遗留文物唯不见辽碑。可见者,只有金代之碑,即大华严寺之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简称《金碑》。金时大普恩寺,今名善化寺之三圣殿内,也有一通金代撰文、刻刊之碑,题为《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 或以撰文人而俗称为《朱弁碑》。

一、    华严寺《金碑》之文化内涵

华严寺金代之石碑现存于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南次间,刻立时间为金代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此碑是华严寺现存石碑中历史年代最早的一通。该《金碑》高1.96米,0.90米,厚0.23米。整个碑身为圆型碑额,碑额无螭首,碑座为矩形座,下沿雕莲瓣。《金碑》全文2531个字,由云中段子卿撰写碑文,京东会龙寺沙门法慧书法其碑,云中张公徽篆额,雁门解遵仁刻写。

    兹录碑文于下 :

 [额篆]《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碑记》

 [碑文]《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

 云中段子卿撰,京东会龙寺讲经沙门法慧书,云中张公徽篆,雁门解遵仁刊。

《薄伽藏教》者,乃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言行之总录也。至于六道四生、因果之法,靡所不载。大概设百千万种善巧方便,劝诫众生,迁善远罪而已。此教乘之本意也。及乎离拨苦海,超证菩提者,未有不由于斯也。

教之始出,出于西方佛刹之中。来之东土者,因缘运历所使之然也。虽三皇五帝之初,其道亦已行矣。止以世质人纯,未识因果, 故不能大兴尔。迄至汉明帝之有天下,夜梦金人飞空而至,爰从傅毅之占,远出天竺之使,委寻佛法,适遇摩腾,使乃具言帝命,要来中国。帝因见而异之,曰:“吾之所梦,正以是夫!”故崇恩礼以接之,置精舍以处之。起居出入,莫不奉焉。腾乃译经四十有二章, 缄之于兰台石室。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人稍稍而敬信焉。迨夫夜鸣白马,名改于招提寺;瓶出舍利,塔建于佛陀里。兹厥后,其道日隆。

降及三国之末,联绵五代之终,其间则有高僧前后相续,继踵而至者三十余辈。率皆逾沙越漠,冒险涉危,心乎济渡,苦不为难。或自西而东者,挟教而来;或自东而西者,得法而返。咸依梵本, 译而传之。故佛之旨意,至此而彰;僧之轨仪,从兹而著。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倾耳而听之,拭目而视之者欤!故能廓含灵之慧眼, 通法界之迷津。与夫日月出而昏蒙披,雷雨作而草木解,一何异哉? 使知祸福之因,得悟死生之趣,咸云厥道大可依归。渐渍成俗,久而益着。故梵刹精蓝,靡所不有;浮图佛庙,是处争兴。后世虽有诽谤为梗之徒若退之者,致辞以攻,愈攻则愈坚;抗力以扑,益扑而益炽。信所谓如山之苞,如川之至,其何动御哉!此盖不可思议、无边功德之所致也。异哉!佛之教化,若此以大兴;教之简牍,亦从而浸广。故纂成门类,印造颁宣。派而别之,则有大小、权实、顿渐、偏圆、显密之类分焉。遂使都城、郡墎、山方、兰若,凡有僧尼佛像之所,往往聚而藏之。以其广大悉备,故谓之《藏教》。至大唐咸通间,沙门从梵者,集成《经源录,以纪绪之。其卷 (秩)[帙]品目、首末次第,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可使后人易为签阅尔。及有辽重熙间,复加校证,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则有《太保太师入藏录》具载之云。今此大华严寺,从昔已来,亦有是教典矣。

至保大末年,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至天眷三年闰六月间,则有众中之尊者,僧录、通悟大师慈济,广达大师通利,大德、通义大师辩慧,大德、妙行大师洎首座义普,二座德柞等,因游历于遗址之间,更相谓曰:“曩者,我守司徒大师秀出群伦,兴弘三宝,霈教雨而润民苗,鼓化风而熏佛种。岂特人天之仰止,亦惟在上者师之。爰出官财,建兹梵宇;壮丽严饰,稀世所有。一旦隳残,以至于此,诚可以痛乎哉!惜乎哉! 为人之后者,苟不能继其绝而兴其废,补已弊而完已隳者,能无愧乎? 殊不闻,厥父菑,厥子弗肯获;厥父基,厥子弗肯构?则俗人尚为诮尔,况我等之为释子,可不念哉?”已而,玄先出己之净财,仍化同居之清众,暨诸外内信心之流,加之援助。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 三门、垛殿。不设期日,巍乎有成。其左右洞房、四回廊庑,尚阙如也。其费十千余万,所给甚易尔。奈何天与之始,而不与之终; 事见其作,而不见其成?哀哉!不数年,上五人乃化,倾城士庶举多哀恸者,皆以此也。

呜乎!昔人之同力,功尚未终;主时者先归,谁复为葺?果见星霜屡变,佛宇荒凉。顾左右前后之间,唯瓦砾蒿莱而已。虽有殿堂,岂堪游礼者乎?则有故僧录大师门人省学者,一日慨然念先师等之勤,曰:“昔者服劳,兴修废业,其事未终而奄然长往。我为之后,宁不痛兹?虽不能嗣续而大成之,盍不务专精而守视尔。于是聚徒兴役,刈楚剪茨,基之有缺者完其缺,地之不平者治以平,四植花木,中置栏槛,其费五百余万焉。此乃不使前人之功坠,以待将来之缘合。暨得成全,亦今日之力也。而后,因礼于药师佛坛,乃睹其薄伽教藏,金碧严丽,焕乎如新。唯其教本错杂而不完,考其编目,遗失过半。遂潜运于悲心,庶重兴于素教。将弃其遗本,愍家之旧物;拟补以新经,虑字之讹错。紬绎再三,皆不若择其一同者补而全之。俄而,具以其事言于当寺沙门惠志、省涓、德严等三人焉。庶几协力,克成厥功。彼人闻是语已,一意欣而奉之。遂聚其清信家,乃立为薄伽邑。佥曰:“凡事为之有作,须头目而后行。然而托之大者,易以建效,非其人则劳而无功。“反复谘询,未知其可。众乃同声唱言曰:“有兴严寺前临垣传戒慈慧大师可。是师也,素具慈悲,复修性相。旁施惠力,常转于法轮;济拔群生,超登乎觉岸。倘肯为缘,事无难矣。”是时,同跻状而请之,曰:“愿住寺设度,而为邑长,加之援助,圆满功德,我等之素愿也。”师乃答其众望,俯而从之。则于正月元日、七月望辰,陛座传演,鸠集邑众;所获施赠,以给其签经之直。然后遍历乎州城、郡邑、乡村、岩谷之间,验其厥目,从而采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听赎者, 有奉施者。朝寻暮阅,曾不惮其劳;日就月将,益渐盈其数。岁历三周,迄今方就。其卷轴式样,新旧不殊字号诠题,后先如一。此不亦难哉!又况,难聚易散者,物之常情;恶求喜施者,人之同病。今兹《藏教》废已久矣,苟匪斯人,终为弃物,其何复完之有?且省学之辈,皆异人也。非止乎进修为念,亦颇以学行著名。同心戮力, 不惮经营,积日累功,圆兹教典,亦佛家之美事尔。

原其所用心者,颇有显奘之风焉。既而,以事嘱于余,而请铭焉。余亦惜其专精致志,迓续先功,抬其遗而补其阙,真释氏之子耶!恐后之来者,不知今日之勤,而忽于宝护,因书以记之,而勒于石。

其辞曰:梵教始生,生于西域;风化旁流,流及中国。肇自摩腾, 弟多传泽;济拔群生,无边功德。功德盖多,依归为则;世历汉唐, 传之不息。地久天长,绵绵罔极;精舍伽蓝,宝藏各得。大华严家, 素有是籍;兵火流离,缺其简册。省学之徒,视之怆恻;迨与重兴, 同心协力。弃其遗篇,心无不尽;补以新经,字多讹忒。爰历诸方, 躬勤采摭;能者助之,与给其直。日就月将,纂成嘉绩;新旧一同, 宛如合璧。目见耳闻,欣然有色;亿万斯年,家风辉赫。

大定二年岁次壬午五月丁酉朔十四日庚戌巽时,沙门省学等立石。同办圆满功德立石沙门德严,同办圆满功德立石沙门省涓, 故同办圆满功德立石沙门惠志。

    二、“华严金碑”之文化分析

下华严寺中金代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所撰立之《金碑》, 正面为碑记正文,所记述的主要内容可缕析为十大方面:一是总括概说薄伽教藏之由来;二是有详有略串写佛教传入中国之经过; 三是夹叙夹议叙赞佛教在中国的盛行;四是一笔带写中国兴建佛寺的盛况;五是推测归纳藏教之名实;六是痛言详记保大末年金兵攻城毁寺的情况;七是真切记写大德高僧天眷三年修复寺刹之议;八是仔细说明修复之项目及资费;九是诚恳再写续修之议及项目;十是新补藏经的经过。凡此之众多内容,又可从文化的意义上将其梳理和概括为三大方面:佛教之信息、历史之信息和文化之信息。

1.佛教之信息辽金时西京之大华严寺,因其于“清宁八年 (公元 1062 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又因其庋藏有当朝宏幅巨帙的佛教大典《契丹藏》,故而从一开始它就具有皇室祖庙的性质。这也就决定了大华严寺之佛教信仰、义理、思想、 教化和形式、气象等皆具有国家或皇室的色彩。所以其碑其记其文,也就该首先从佛教落笔和起写,传达和输送出那个时代人们的佛教观念和接受佛教信仰的状况。

既然“重修”为薄伽教藏殿,那么其核心、精神、灵魂和宗教建构与文化创造的主题皆不离薄伽教藏之名属。所以,碑记便首先从解释此梵名开笔。什么是薄伽教藏?它所包含的义理或其外延止于哪里?其教乘之本意又何在?以及其宗教之源流等均于简要叙写中一一道来,尽显了碑记总括概说、用笔精炼的特点。

下华严寺正殿牌匾额书写为“薄伽教藏”, 落款和殿内碑额却是“薄伽藏教”。词序不同,语义一也。薄伽教藏或薄伽藏教做为一个词汇是一般大众比较生疏的,这是一个有着浓重外来语色彩和宗教神秘意味的名词。所谓“薄伽”是“薄伽梵”的简略写法与表达,是梵文 Bhagavot 的意译,在文献中又常被翻译成 “婆加婆”。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此梵文词有所谓旧译与新译之分别。婆加婆是后秦时代鸠摩罗什的翻译,而薄伽梵是唐朝玄奘的翻译。无论是旧译,还是新译,其词义皆为“世尊”,也就是释伽牟尼佛的十个名号之一。《饰宗记》三本云:“本音薄伽梵,此方义释为世尊。或云婆伽婆,音之转也。”在《大智度论》中,关于此词所含之义理解释颇为细详,在卷二的《婆伽婆释论第四》 中云:婆伽婆者,婆伽言德,婆言有,是名有德。复次,婆伽名分别, 婆言巧,巧分别诸法总相、别相,故名婆伽婆。复次,婆伽名名声, 婆名有,是名有名声,无有得名声如佛者。复次,婆伽名破,婆名能, 是人能破淫怒痴,故称婆伽婆。转轮圣王、释、梵、护世者,无有及佛,何况诸余凡庶。“从词义解释的形式上看,这种反反复复似有重沓拖拉之感,但就内含的义理看,却如同剥笋层层展开又层层递进,其义自见”。由此解释可知:婆伽婆就是佛教,佛教即可称之为“婆伽婆教”,那正殿匾名之“薄伽教”就是佛教,“薄伽教藏”就是佛教的三藏,薄伽教藏殿,就是收藏佛教经典的殿堂。所以,《金碑》直取殿名予以解释,并对佛教的道法、本意以及其源流和发展做了总括的记叙。而且撰文者认为,佛教所倡导和追求的这种劝善惩恶、离苦拨难的人类本愿,远在泱泱东土的三皇五帝时代就已广为人知、广为人行。只是那个时候的人们,由于其世事朴实、人性纯真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抽象理论或言教,所以也就没有大大兴盛起来。至此,碑文从总说到分说,从源于西方到流于东土,愈益深入。接着碑文跨越远古之苍茫,直言东汉明帝, 讲说其夜梦金人、白马驮经、迦摄摩腾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并藏于兰台石宝,又初建白马寺后改名为招提寺。这一段记叙了佛教史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始史事,写得很细,也很全面,有点有面、有颂有扬。从此开始,佛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僧人西来东往,经典频频译出,塔寺到处林立,佛理深入人心,上至天子下及百姓,人人都能感受到佛教的存在和影响,这就像有日月升起黑暗被驱走, 有雨水浇灌而草木得以新鲜和生长一样。老人皆从中得益,精神有了寄托和皈依,慢慢地成为一种风俗传扬开来、传袭下去。这是佛教建筑的背景,也是佛寺古刹争相耸立的文化土壤。

碑文行文于此,继续以史带事,总写三国至五代间740多年佛教发展的大貌。这个漫长岁月的主要发展特点,依然是佛教徒为了传教和求谛而进行的跨越区域、跨越寒暑、跨越生死,艰辛地东来西往,点燃信仰明灯和传播佛教文明。这是一条丝绸之路的商贸线,这是一条文化交流的交通线,这是一条求法舍身的文化生命线。从三国之末到五代之终,700 多年间有 30 余辈的佛教僧徒”逾沙越漠、冒险涉危“跋涉在这条人类用生命、用魂魄、 用高尚的心灵追求和精神寄托所开辟的文明古道上。700 多年间, 他们来来往往,碑文说“或自西而东者,挟教而来;或自东而西者, 得法而追”。在这条人类文明的古道上,无论是起之于哪个点、归之于哪个点,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庄严而崇高的目标——弘传佛法、求取真谛。这种信仰目标或行走于文明古道的主题,不光是“降及三国之末,联绵五代之终”的事,应该说它就是中国佛教史的主旋律。有了文本,有了依据,佛教的意旨和真谛,自然会愈益彰显,接受者、传诵者、学习者也会得其要领、悟其精髓,明辩生存中的是与非、慧与昏、祸与福、死与生。这个东来西往的过程,这个传译、宣讲、习诵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昏蒙状态中开怀得悟的过程,是人的由物质向精神迈进的过程。

在这种由传入到传译逐渐走向深入的文化背景中,做为佛教形态的载体,做为佛教文化的另一种样式,“梵刹精舍”、“浮图佛庙”也就随之而兴起而繁盛,成为中国佛教文化创造的又一种标识。

在这中国历史动荡、冲撞、交融的740多年中,佛教以其独特的教化之功和信仰之力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而且门类齐全、 事理充焉。对于经律和方法而言,有了偏圆、显密、顿渐的分别; 对于佛教的经典的存放和汇聚而言,遍于城市、乡村,遍于僧尼佛寺的任何一个地点这种有条不紊的汇聚和收藏,作为一种文化储备,就是大华严寺这个殿名所揭示的语义“藏教”者也。碑文语行至此,以史为线,以事以理为据,点明或揭示出这个凡人陌生的梵词语义。

下面碑文进入另一大段落,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大唐王朝写起。重点叙述大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 860—874年)由佛教沙门编纂集成的《经源録》,以及至辽兴宗重熙年间(公元1032—054年)“复加校正”而成的《入藏録》。从碑文所记,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佛教信息,那就是在西京大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庋藏有两部重要的典籍,一部是唐时的《经源録》, 另一部是辽时的《入藏録》。

2.历史之信息碑志记史,事实直接具体,多为学人凭信,故碑志乃为历史信息贮存、转载的重要载体。辽西京大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槽当心间左右两侧四椽袱底有一行题字,“维重熙七年岁戊寅玖月甲午朔十五日戊申时建”。这是大华严寺所发现的最早的纪年字款。而《辽史·地理志》中所记“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此语比其前记,晚了24年。两条记载,一说是庋放经书的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 而“奉安诸帝石像、铜像”的殿宇建于辽清宁八年,这一殿宇就是今上华严寺的大雄宝殿。

碑文所记的历史信息主要有三点:

一是在辽重熙年间,此时以礼佛和储藏经典为宗旨的大殿已告落成,经过反复比较和认真筛选,最后入藏保存的经书总共有 579 帙,这洋洋进柜入藏的书籍经典,太保太师曾一一登记注册, 著记有《入藏録》,皆作了详细记载。从大华严寺之“薄伽教藏殿”建寺的初衷看,其建寺与藏经是“一作双项”,建寺是为了藏经,使当时已蔚然繁杂的各种佛教典籍有一个庄严安然的寄存之所;存典就是存源,也就是为佛教的弘传保存一个真理不谬和动力不竭的中心源。既然为存典而建寺,可以想见及至辽代重熙年间,佛教典籍已呈现一个十分繁荣和宏大的面貌,有量的保证和质的要求为其建寺储存,颇有国家佛教图书馆的意味,更不用说有《契丹藏》这样辽代国家级的要籍和宝藏了。薄伽教藏殿有环壁一周的藏经柜设置,就是它被设计、被建造的本愿和初衷的物态表达。藏经做为一种文化活动,也可为寺殿增添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续接源远而来的佛教传统和文化色彩。故而,建寺与藏经是两种行为一种目的,是“一作双项”的文化选择。建寺、藏经、 取名,原本就是一致的、原初的。

二是辽代保大末年。这已是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时代 , 即公元 1122 年。女真金人大举攻辽,曾繁华一时的西京大同失守,“华严金碑”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是 “天兵一鼓,都城四陷, 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这里记载金灭辽时西京大同的真实情状,具有珍贵的历史信息价值。碑中还记载有“至天眷三年闰六月间”,(这已经是改朝换代后的女真金朝了)即公元1140 年,大华严寺中的一些大师大德僧众,出资献力,“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 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三门、朵殿”,一座 “壮丽严饰”的西京华严梵宇又重新矗立于世。这段记载传达出华严大寺金代重建和大规模修葺的历史信息。据建筑学家梁思诚先生考证,金灭辽时,华严大寺所幸存的五处佛寺建筑,即是今已不存而只留基址的海会殿。金所重建的九大集萃性标志性寺内建筑,而今也只有大雄宝殿,其余则毁于多战多乱的历史岁月中。 这一段历史信息,包含了两个佛寺时段的状态:一个是金灭辽, 华严大寺“俄而灰之”的残状;一个是金重建,华严大寺的“壮丽严饰”。迄辽至金,西京沿袭,繁华依旧,其华严梵宇仍是西京之地的文化形象和国家性质的文化艺术工程。我们可以依其“华严金碑”的历史信息溯源想象和忆作旧貌,这就是历史信息的价值与功能。

三是重建其殿,仍要以教本典藏庋储为核心,与前代所不同的是“薄伽教藏殿”原初所储存的各种佛教经典皆已“错杂而不完,考其编目遗失者逾半”。对于具有国家性质的图书馆藏,遗失有一半的典藏,真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损失。当时的寺僧别无选择, 只有“补以新经” “补而全之”。作为他们之中杰出代表的惠志、 省涓、德严三个沙门奔走于郡邑和乡村之间,“验其厥目,从而采之”,“朝寻暮阅??益渐盈其数”,终于“同心戮力??圆兹教典”, 又为薄伽教藏殿归其实符其名。这个“拾其遗而补其阙”的过程是异常艰辛的。

正是以其所记三件功业,故华严大寺“因书以记之,而勒之石”, 还歌之以辞。可见出“华严金碑”对于历史信息的一种基本态度。

3.文化之信息佛教寺院之碑之文,所记定当是该寺院兴衰演变的过程,以及后世屡修屡起之况。佛教寺院石碑撰文显然体现着佛教文化的一种义理、精神和特征。

从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殿的这块“金碑”来看,全碑文有近2500多字,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长篇畅笔总写佛教之类、佛教之法和佛教之乘,以此解释“薄伽教藏”之意与其所涵盖,并且脉络清楚地梳理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发展状况。整个这一部分,以史的记事叙实的方法,尽表对佛的敬仰和对佛法、 对佛藏的信仰。其所阐释的薄伽教藏、三世十方、六道四生以及因果之法,全是佛教的义理和佛教文化中义理和戒规最本质的东西。一部中印佛教交流史,一段佛教传入中原流布的记载,无疑也就是佛教文化的动态传播过程。有了思想义理的内容,有了这种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后所具有的文化流动性,也就必然有了其佛教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后来中华大地各个历史时代所兴建的寺塔伽蓝就是这种文化发展的证明。《金碑》这一部分的内容,不仅仅在阐释佛教文化中的义理篇章和思想内容,而且展示佛教文化中的精神和特征。历代僧众不辞千辛万苦对佛教“教藏”的收集和整理,就是广大僧众对佛教信仰持久不竭坚信的信仰精神与个性特征。这种精神表征了对佛教的信仰和对佛法的领悟,体现了慈悲施慧、济拔群生、圆满功德的佛教特征与个性品质,因而这种精神和特征也就是佛教的精神与佛教的特征,显然就是佛教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金碑》第二部分,虽然是记叙华严寺的兴建、战毁、重建和藏经,因其寺是佛寺、经是佛经,所以也就在以史叙事的过程中,渗透着浓浓的佛教文化的内容与气氛,彰显了佛典收藏的护持之心与护宝之功。这一部分所记所叙的许多佛门沙门、大师僧众,在其集录经藏、建兹梵宇和补以新经为佛教信仰的劳作中,表现出一种佛教文化特有的精神与气质。《金碑》第三部分,是该石碑该记事的勒石以记的颂赞部分。它以四言为句、四十句章,歌赞了“梵教始生??济拔群众??无边功德”,也歌颂了 “大华严家??省学之徒??同心协力??补以新经??宛如合壁??欣然有色,億万斯年,家风辉赫”的佛教文化盛貌。言为心声,辞颂生情,仰赞佛之伟业和大师僧众之建寺藏经之功更真更切,亦更有一种弥漫飘动的佛教文化之风。《金碑》 所载有的佛教文化信息同样是丰富和深厚的。

 

注释:

① 辽史·太宗纪、辽史·兴宗纪 .

② 金史·本纪第四、 金史·本纪第五 .

 

A Cultural Analysis of “Huayan Jin Stele”

WANG Jian-shun

(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hanxi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Shanxi,037009 )

Abstract:Because of its stone statuaries and bronzes of many emperors and the Buddhist grand lexicon “Qidan Zang ”,the GreatHuayan Temple in Xijing city of Liao and Jin dynasties has bestowed itsel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ial ancestor temple and nationallibrary. The stele of Jin dynasty in its Baojiajiaozang Hall is eapecially precious for the rich information storage. The catalogues of theCollection of the Origin of Buddhist Sutra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year of Xiantong in Tang dynasty and the Recording of Taishitaibao’s Coming into Tibet are presented completely.Furthermore,it has recorded in detail the great damage that Great HuayanTemple encountered during the war in which Jin annihilated Liao, and the great effort and hard work made in the renovation.

Key words: Huayan Jin Stele; classic Buddhist treasure; cultural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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